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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和氏的区别


今天我们一说到姓和氏,大家都觉得是一回事。确实,很久以来,一个人的姓就是氏。所谓“张氏”、“刘氏”,换言之即“姓张的”、“姓刘的”。但是,在中国上古时期——先秦时代,姓和氏是被严格地加以区别的。弄清这一点,对于认识、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,氏则为由姓衍生的分支。姓的起源比较古老,形成以后非常稳定。氏却不然,相对姓来说,它是后起的,随着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出现不断的变更。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中有一段话,清楚地揭示了姓和氏的关系:

天子建德,因生以赐姓,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,因以为族;官有世功,则有官族;邑亦如之。

意思是说: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为诸侯,根据他的出生赐姓,分封土地而又根据封地命名氏。诸侯对于卿大夫,以其字作为谥号,后人便当作族号;世代担任某一官职而有功者,就以官名为族号;也有以封邑作为族号的。

先来谈谈姓。

有人根据《春秋》,考得秦汉以前的二十二个姓(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二三)。例如周王室和鲁、晋、郑、卫、燕、虞、虢、吴、随、巴等封国都是姬姓,齐、申、吕、许等国是姜姓,秦、徐等国是赢姓,楚国是芈姓,殷人后裔的宋国是子姓,夏人后裔的越国是姒姓,传说中虞舜后裔的陈国是妫姓,等等。这大致可以反映西周至春秋时代姓的情况。这些姓究竟如何发生,当时的人已不能详考,只有一些零碎的历史传说。譬如《国语·晋语》载“黄帝以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,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”。《周语》载“我姬氏出自天鼋”。至于秦汉以后,对于姓的发生,说法虽多,也更为精致详密,但往往出于后人的自我作古,可信程度还赶不上先秦的传说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有关姓的记载、传说,从中窥得上古和远古时期社会的某些重要侧面。许多古姓都从女旁,连“姓”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,这是我们祖先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。有的古老姓氏与动物有关,则暗示了我们祖先曾有过原始氏族的“图腾”崇拜现象。

周代的姓和氏,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。它是当时盛行的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①每个人一生下来,姓是早就确定好了的。但氏只有贵族才有,因为氏是辨别贵贱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。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周代,男子作为氏族的主体和当然代表,只称氏而不称姓。至于女子则称姓。贵族女子在婚前婚后、生前死后,有种种不同称呼的方法,但无论怎么称呼,必须带上姓。举例来说,一个出生于齐国公族的女子,一般就叫做“齐姜”;若是嫁给鲁国国君,就可以叫做“鲁姜”;死后又可以用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来称呼,鲁桓公的妻子死后叫“文姜”,“文”是她本人的谥号。同姓之间不许通婚,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。 “男女同姓,其生不蕃”(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),“同姓不婚,恶不殖也”(《国语·晋语》),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。为了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,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。贵族甚至对买来的姬妾侍女也要进行辨姓,如果无法知道,就用占卜来确定(参见《左传 ·昭公元年》)。周及鲁、晋等姬姓封国同姜姓齐国有世代通婚的传统,无疑是维系周王朝与异姓封国之间政治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。姓与贵族婚姻之间的种种规定,乃是周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——礼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再来谈谈氏。

氏的情况比姓要复杂得多。前面已谈到,氏是标明一个人身分贵贱的,贵族男子通常称氏。关于氏的具体命名方法,开头所引《左传·隐公八年》那段话可以说是一个纲。

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,如:陈氏、宋氏。

诸侯的子孙在称谓上有一套规定:诸侯之子称公子,公子之子称公孙,公孙之子以其祖父的字为氏。

卿大夫有的以职官为氏,如:师氏、史氏、卜氏、祝氏、巫氏、士氏、司马氏、司空氏、中行氏、陶氏、籍氏;有的以所受封邑名为氏,如晋国的韩氏、魏氏、赵氏、范氏、知氏。这最常见。

另外,还有以居处为氏的,如:东郭氏、南宫氏、百里氏、柳下氏;还有以父亲的字为氏的,等等。

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。一、妇女的称呼可于姓下加“氏”字,如:姜氏、姬氏、妫氏、嬴氏。这种情况下,“氏”之前的称呼代表姓,应与一般“×氏”的“×”表示氏相区别。“氏”的这种用法,与先秦古书常见的“母氏”、“舅氏”、“伯氏”中“氏”的用法相当。二、通常情况下氏和族有别,但有时又可相通。《战国策 ·秦策》“昔者曾子处费,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”,这里的“族”即指氏。

氏的情况较姓复杂,还表现在姓是稳定不变的,而氏却是可变的,有时还变化相当频繁。尤其是诸侯公室和卿大夫,有的不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,而且一个人前后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。氏的这种变化更替,往往反映了贵族内部各派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此起彼落。一个贵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几个氏,因而在称谓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形。春秋中期,晋国有位大夫仅见于《左传》的称谓就有九种之多。九种称谓分别是:会、季氏、武子、士会、士季、随会、随武子、范会、范武子。如果不明白这位大夫前后曾有过三个氏,便很不容易弄清这么多不同的称谓指的都是一个人。士、随、范是氏。士,出自其祖先曾担任过士的职务,是以官名为氏。随、范分别是这位大夫先后受封的两个采邑,是以封邑为氏。其余,会为名,季为排行,武为谥号。懂得这些,就不难理解那九种称谓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同叫法而已。又如战国中期的著名法家商鞅,又叫做卫鞅、公孙鞅,那是由于商鞅原系卫国公室的子孙。

在封建宗法制度下,氏族作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,其存在、发展乃至衰落的状况极大地左右着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氏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研究先秦史的一把钥匙。

谈到这里,姓和氏的区别已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但正如任何互相联系着的事物一样,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具有相对的一面。《国语·晋语》上说:“黄帝之子二十五人,其同姓者二人而已,……其同生而异姓者,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。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,其得姓者十四人,为十二姓。”这个古老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:西周时代的一些异姓往远古追溯的话,很可能出于同一个源。如此说来,这些异姓在形成之初,完全相当于日后由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。所以,我们又说姓和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,而是相对的,总是联系着一定历史条件而言的。

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,氏族贵族日趋瓦解,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混乱。秦的统一,基本结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,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,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。经过秦末大乱,社会进入西汉,姓氏就完全融为一体。正因为这样,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便已不那么注意先秦时代姓和氏的区别了。他在《孔子世家》里说孔子“字仲尼,姓孔氏”。其实孔子祖先是宋国人,姓子,孔只是氏。这是司马迁囿于当时习惯造成的一个疏忽。他在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“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”,就将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。

今天,离开司马迁那个时代两千多年了。许多人不知道上古时期姓氏相分,自属情理之中的事。但如果我们想学习、研究祖国的历史,那么,弄清中国古代的姓和氏还是必要的一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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